丁素红
【内容提要】本文指出了庄子散文语言风格由隐微简洁到浅切铺陈的变化,并从传播活动的角度对其变化原因作了分析.揭示了语用变化与传播活动这一大语境的关系.
【关键词】语言风格 隐微 铺陈 传播效果 传播对象 传播方式
诸子散文的创作者都是运用语言的大师，他们对语言的独特运用形成了诸子散文不同的语言风格。但在他们个性化的语言风格后面，却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这就是在语言的运用上由尚隐微转向追求铺陈.从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的《老子》、《论语》,直到战国中晚期的《荀子》、《韩非子》这种变化越来越明显.这种变化，一方面表现在文辞由简约变为繁富，另一方面表现为修辞方式的多姿，比喻、排比、夸张等修辞手法在文中运用成熟，尤其是用喻。用喻从单喻转变为博喻，由物喻转为事喻，出现了大量的寓言。
成书于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的《老子》、《论语》,虽然从体制上说大不相同,但都具有词约义丰的特点. 《老子》运用韵散结合的诗化语言，以简约的文辞表达深刻的内容。如“一”。在文中，它既是数量词，又不仅仅是数量词。其深邃的含义，需要我们仔细体会。孔子很讲究语言的运用，由他编定的《春秋》开创了我国史学以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而且他在教学中设有“言语”一科，这种严格的语言教学，使他的弟子具有坚实的语言功底。因此，他的弟子辑录的《论语》文约义丰，意味隽永，具有含蓄典雅的风格。这种含蓄的风格随着战火的硝烟，在唇枪舌剑的论辩中被冷静的推理、蓬勃的激情所取代。《孟子》的语言明白晓畅，平实浅近，但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来增加文章的气势。文章的篇幅明显增加。同样具有诗歌语言特点的《庄子》，与《老子》的简奥不同，他的语言汪洋恣肆，如行云流水。在词语的选用上，“喜用极端之词，奇崛之语，有意追求尖新奇特。”﹝1﹞（P117）连续的比喻形成一种铺张扬厉的风格。荀子反对“文章匿而采” ﹝2﹞（P257），因此，他运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为喻，深入浅出，使深奥的理论变得浅显易懂。同时，他在运用比喻时，引物连类，比喻广博。又加之大量使用排比句法，这就形成了他尚铺陈的行文风格。韩非子反对文饰，语言运用崇尚简洁平实。但在说理时为了把问题分析得透彻，往往一层层的铺展，所以篇幅都很长。这样，简约的风格逐渐被铺陈的风格代替。
用喻是诸子散文共同的特点，但用喻的方式不同。《老子》、《论语》中比喻，往往是用单喻，且以事物做喻体。《孟子》善于运用比喻，在论辩中常用比喻代替论证，由单独的用喻开始了连续的用喻，到了《庄子》、《荀子》中，博喻已经成了常见的方式。从《孟子》开始,在说理中偶尔用到寓言, 开始了以事喻事。《庄子》则自觉“以寓言为广” ﹝3﹞（P222）,以寓言代替哲学观点的阐述。增加了形象性，也使自己的观点便于被人把握、理解。《韩非子》中则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寓言集。这些寓言，构思精巧，于平实中见奇妙，将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形象、通俗地表现出来。
诸子散文语言风格的这种变化决不是偶然的。从语用的角度看，任何语言的运用都里不开语言运用环境的支持，它限制着语言的运用方式。这种语言运用的环境，就是我们常说的语境。这个环境由语言上下文（linguistic context）和非语言性环境（extra－linguistic context）两个大的部分组成。其一是语言符号内的因素。其二是语言符号外因素。它可以是外在于人的、显性的、可见的现场，如地点、对象、场合、自在物体、意外出现的人或物（意外符号）、自然环境等等。也可以是隐性的、不可见的背景，如社会文化、风俗习惯、行为准则、价值观念与历史事件等等。诸子散文语言风格的变化，就是当时非语言因素对语言运用的限制的结果。这个非语言因素就是“百家争鸣”的传播活动。
诸子散文的出现，与论辩游说的传播活动有很大关系。
战国时主要的一种传播活动就是论辩游说。但运用自然语言进行辩论，传播思想要受时空限制，不能“通之于万里，推之于百年”。声音在传播过程中会被消耗，也不能保证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不被损耗，变形。因此，“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4﹞（P307）这虽然是说《左传》的成书，但基本上可以代表当时著书的基本心态。那时，学派之间的界限是很严格的，门墙观念极重。在激烈的论辩中，为了使自己的学说不被篡改，弟子们能更深的体会本派的思想精髓，总结言论，编汇成文就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了。因为文字这一媒介是“前人所以垂古，后人所以识古” 的最好工具。所以，吕思勉先生在《先秦学术概论》中指出：“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今其书之存者，大抵治其学者而为，而其纂辑，则更出于后之人。亡佚既多，又未必通学也。不过见此类学术之书，共有若干，即合而编之，而取此种学派中最有名之人，题之曰某子云耳。然则某子之标题，本不过表明学派之词，不谓书即某人所著。”（《老子》《韩非子》除少量是窜入外，大部分是自著）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战国诸子散文就是这次大规模传播活动的文本记录。因此，对诸子散文语言风格的变化的探讨，就不可能抛开传播活动这个大语境的影响。这种影响决定了传播者语言运用的策略。
1.追求传播效果决定了传播者语用策略的转移
“社会传播的效果因素是指在社会信息传播过程中，信息传播者通过社会信息传播媒介发出的信息通过传播媒介到达信息受传者处，引起受传者思想意识、观念态度、交往语言和行为举止出现相应的变化，进而引起社会相关方面乃至于引起社会各方面发生的变化。” ﹝5﹞（P52）
先秦诸子对传播效果的重视，是由他们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战国时期，参与游说论辩活动的主体是士。与春秋时代的士相比，战国时士身份、地位都有了不同。他们有知识，却没有土地的牵挂，来去自由，他们完全凭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求生存，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士阶层。他独特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的生存方式：或充当别人的家臣来谋取食禄，或开办私学，收门徒来养家糊口。而生存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他的自我推销。苏秦游说秦王的失败与受到赵王的礼遇，正是最好的说明。这就决定了他们与受传者相对独立又互相依赖的关系。同时，先秦诸子认为传播是一件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有着巨大的作用。孔子从自身的传播经验出发，就发出了“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的感慨。因此，追求传播效果是士人的共识。
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传播者方面来说，是对传播技巧的选择。
“传播技巧就是灵活运用一般传播原理、规律和方法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而又特殊的传播手法，它由结构，表达方式，修辞手法和各种符号有机组合而成。” ﹝6﹞（P281）技巧的运用是为传播效果服务的。运用技巧，首先要建立传者与受传者的传播关系。如果建立不了传播关系，传播效果就只是一句空话。苏秦首次游说秦王失败，就是因为无法与秦王建立有效的传播链。因此，苏秦才会回到家中去揣摩受传者的心理和传播的技巧，直至认为可以游说当政者时才重新去游说赵王，从而一举成功。其次，运用技巧是为了使受传者易于接受自己的观点。这时的技巧更多的体现在语言的运用策略上。战国的士人为把自己的理论观点让受众明白并且接受，必须改变语言运用的策略，将隐讳的表达方式变为明了浅切，便于把握。
为把自己的理论观点让受众明白并且接受，战国诸子将语用策略定位于明了浅切，实现这个策略的最好手段就是采用比譬、寓言。《说苑》中对惠施的“善譬”的描写就恰好说明了这个问题。
“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则喻乎？’王曰：‘未喻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日：‘善’。” ﹝7﹞（P359）
惠施在与梁王对话中，开始未用喻，梁王不能理解。后来惠施用喻，梁王就清楚了。可见，惠施用喻的目的是为了“传通”，收到传播的效果。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处士横议，除儒家外，阴阳、杨、墨、法、道各逞其说。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使更多的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拥护自己的学派，充当自己的门徒，就必须研究谋略，讲求技巧，提高辩论水平。正如孔子所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8﹞（P1985下）因此，增强形象性为要务。在和其它各派论争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激起受众的好奇，能以最快的速度打入受众的脑海里，能以最鲜明的印象留在受众的记忆里，非生动形象不可。同时，传播者在传播活动中要遵守针对性原则，即要针对受众的层次、要求和接受者的阅历经验、心理态势，选择适当的表达方式。在当时受众多是庸主暴君，或是希望能通过接受某一学说能汲身贵族行列的人。这样的受众，士人为说服他们，只能用最直观的形象循循诱导。所以，利用比喻和虚构的寓言作最浅近、最形象的比拟，就成了诸子们习用的手法。
用譬，之所以可以取得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它符合人的认知特点。“夫说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就是利用人们已有的知识去掌握一个陌生事物的过程。认知心理学将之称为知觉。“目前认知心理学将知觉看作是感觉信息的组织和解释，也即获得感觉信息的意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相应的被看作是一系列连续阶段的信息加工过程，依赖于过去的认识和经验。” ﹝9﹞(P30)因此，在争取听众的过程中，利用受传者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来阐发自己的观点，容易取得受众的认同，便于受众接受把握。因此，采取用喻和寓言的形式说理，即是一种感性的选择，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2.传播方式决定了语言的运用方式
在诸子语用的转化中，铺陈风格的表现主要是大量运用博喻排比。排比是用三个或三个以上结构相似、语气一致的意义相关的词、词组或句子串联排列。排比的运用是言语活动中“乐音趋势”的一种表现。“人总是要把有声的语言序列千方百计地‘谱成音乐’，即使谱不成音乐，也要将声音编排得尽量悦耳一点，将其节奏编排得尽量和谐一点。这种现象可以叫做“语音的乐音化趋向”。﹝10﹞（P42）这种趋向与人际传播的方式有关。
人际传播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是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传播现象。二人谈话，书信来往等等都属于人际传播的范畴。在最初的人际传播活动中，人们主要采用口口相传的方式。这种形式，因为语音受时空限制，有不便于长久记忆的缺点。因此，将句式形成对称排比的形式，并有意识地运用韵语来增加语言的协调性，即符合人们平衡对称的审美心理，也便于增强语言语境的限制，从而形成形式类推的记忆联想。另一方面，对称排比形成的强烈语势，容易引起受众的情绪变化，提高思维活动的积极性，便于接受传播的内容。百家争鸣的论辩活动就属于口口相传的人际传播。这种传播方式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互动性强，尤其是论辩活动。论辩活动是确定某一思想是否正确的思维活动。针锋相对是论辩活动的突出特点。论辩中，逻辑是论辩活动的主要工具。但人际传播的特点决定了在语言的运用上，语言符号的编码，一方面要符合逻辑表达的要求，另一方面，则要形成一种气势，从心理上给对方冲击。排比形式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在说服活动中，它能使文气贯通，增强语势，谐调音律，突出重点、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充分抒发强烈的感情；在论辩活动中，运用排比语句说理，可以使论述严密、深刻，层层递进，步步深入；运用排比语句反驳，可以使语言锐利，如密集的连发炮弹，强力攻击，连续“轰炸”，使对手来不及反击。正因如此，排比形式才大量出现在诸子的散文中。伴随着排比形式的大量出现，一个喻体就变成多个喻体的并列。
另外，口口相传的互动性强，受众调控作用明显。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必须随机应变，根据交流的进展而做发挥。散文中寓言的运用，很多时候就是根据谈话的话题，为建立传播关系，调控传播方向而创作出来的。这种情况下创作出的寓言，既能形象化的说明自己的思想观点，又平易贴切，能很快抓住传播者的思想。因此，随着传播活动的深入，就出现了大量的寓言。《韩非子》中寓言集的出现就是传播活动的成果。
正因为有了传播活动这个大语境的影响，战国时期语言运用的风格才为之一变，变得文辞繁富，追求铺陈。这正如钱冠连先生所说：“当我们以为自己是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在做语言环境的奴隶，不折不扣的奴隶。我们是在受非语言环境的左右，也在受语言语境（上下文）的左右。社会关系、文化传统、道德标准、行为规范、物质环境与自然力量组成了一个无形的恢恢的网。人不过是自以为自由的网中之鸟而已。”﹝11﹞（P76）
【注释】
﹝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6月版
﹝2﹞ 诸子集成.荀子·乐论 上海：上海书店 1991年2月影印版
﹝3﹞ 诸子集成.庄子·天下 上海：上海书店 1991年2月影印版
﹝4﹞ 汉·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上海：上海书店 1991年2月版
﹝5﹞ 牛康.社会传播史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年6月版
﹝6﹞ 邵培仁.传播学导论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版
﹝7﹞ 卢元骏.说苑今注今译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11月版
﹝8﹞ 十三经注疏·左传 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1月影印版
﹝9﹞ 王甦 汪安圣. 认知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2 月版
﹝10﹞ 钱冠连.美学语言学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 年版
﹝11﹞ 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
作者单位：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