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口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张  贵

近年来，对于“走西口”“西口文化”的研究逐步深入。然而西口在哪众说不一，“西口文化”的地域和时限亦各有表述，对“西口文化”的内涵和影响认识相差甚远。因此，我谈谈对“西口文化”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浮浅看法。

一、关于“西口文化”的历史定位

研究“西口文化”首先要了解“口”“西口”“口里”“口外”“走西口”的概念。“口”专指长城口是在明代，这口一般为山下的关口。“山皆弃不守，不足为险。”（《明经世文编》卷258）“今羁留本酋守口夷人”（《明经世文编》卷450）。当明政府与长城外蒙古族部落互市时，长城口亦为互市口。宣德四年（1429年），置张家堡为互市口。宣德九年（1434年），置山西水泉营（北近归化城，红门隘口）互市口。正统三年（1438年），置大同互市口。同年，置杀胡堡为互市口（顺治十八年，1661年杀胡堡改称杀虎口）。这些互市口“恐互市不便，仍砖垣其口，每遇开市朝往夕还，楼台高耸，关防严密，巍然一巨观焉”（《玄览堂丛书》第20册，2函）。

明代“口”的概念延用至清代。“其后直隶，山西民人多有出口者。”（《清史稿·食货志》卷120）此“口”即指长城口。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大清会典事例》卷978中就记载：“凡内地民人出口，于蒙古贸易耕种，不得娶蒙古妇女为妻。”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许商民进大青山伐木，准其输税后“入口贩卖”（《清圣祖实录》卷193）。雍正年间，“凡民人出入关口，由原籍州县给印票，验明放行。”（《清史稿·食货志》卷120）乾隆十三年（1748年），“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阻拦，即时放出。”（《清高宗实录》）嘉庆年间，“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清仁宗实录》卷164）“口”
亦并非专指山西的长城口，泛指长城各口，“榆林、神木等处边口”（《清高宗实录》卷15）即指陕北长城口。

有“口”相应产生“口里”和“口外”的地理概念。无疑“口里”指长城内，“口外”指长城外。后来多数人认为“口里”专指山西，雍正十年（1732年），“从此内地民人以口外种地为恒产，蒙古亦资历地租为赡养。”（张鹏一《河套图志》卷4）乾隆年间，“岁偶不登， 闾阎即无所持，南走江准，北出口外”（《清高宗实录》）。

“口”分为“东口”“西口”亦应产生在明代，当时是以长城防卫产生的地域概念。以大同为分界点。“其大同应于左卫迤北威虏堡边外，……宣府应于万全（河北宣化）右卫张家口边外，听上西路参将，分守口北道经理，山西应于水泉营（近归化城）边外，听老营副总兵岢岚兵备道经理。”（《明经世文编》卷317）从而有了“是以东堡交易，西堡杀人”之说。（《明经世文编》卷316）东口最为重要的是张家口，西口最为重要的由水泉营，后移至杀虎口，因“惟右玉杀虎口通道北藩，为牛、羊、驼、马、皮革、木植之所出，商贾称络绎焉”（《朔平府志》卷７）。

顾炎武（1613—1682年）作《自大同至西口》一诗，讲的就是大同到杀虎口外的情景，“落日林胡夜，南风盛乐（和林格尔）春。”清代张曾写《归绥识略》称顾炎武《自大同至西口》一诗名是他改的，原名为《大同杂诗》，就他所言，亦证明在咸丰年间早已把杀虎口当“西口”，张曾是山西崞县人，《归绥识略》成书咸丰十年（1860年）。

清代，杀虎口不再只称“关口”“互市口”，亦为“税口”。顺治七年（1650年），杀胡口设中央政府的税务监督机构户部抽分署，负责征收东起山西天镇西至陕西神木一线的边口出入税。由于山西商贾 过杀虎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从而改走水道者甚多。清政府为增加税收，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设税口。而且，归化城逐渐代替了杀虎口的税口地位，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杀虎口征收正税16916两 ，归化关却征收正税22749两，这样归化城成为“西口”约定成俗。刘忠和博士举证多例说明“西口”在归化城，嘉庆年间编写的《乌里稚苏台志略》称“南至归化城，俗曰西口。”同治年间问世的《定边纪略》称：“绥远城之北归化城，俗曰西口。”光绪年间，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著《蒙古及蒙古人》，他多次见到在今呼和浩特的官车上写着“西口”，呼和浩特南郊出土印有“西口”的砖 。商家账薄的印记亦有“西口归化城”字样。民国时期纪霭士著《察哈尔与绥远》称：“塞外俗称张家口以曰‘东口’，归化城曰‘西口’”。

约定成俗，“走西口”并非只到“西口”，西口实指西口外，从而有“西口萨拉齐”等称谓。西口外主要指土默川、河套和大青山、乌拉山地域。而西口外之包头又成为“走西口”的主要目地。从而“西口文化”并非专指“西口”一地的文化，而实指包括西口在内的西口外文化。从而“西口文化”的历史地位为是明末以来“走西口”人的农耕文化与西口外蒙古族草原文化交融形成的共生文化。它的思想文化核心是儒家思想之“和”。民族间要“和”，“走西口”同籍同乡同村人之间要“和”，不同籍人之间要“和”，“和”才能生存。体现在各“社”的社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其生产经济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以旅蒙业为纽带的民族贸易。“西口文化”的文化命脉是“走”，“走”表示地缘相近，心态平和以柔克刚，包容世界创造未来。

二、西口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根由

“西口文化”不断为世人所公认，不仅有脍炙人口的《走西口》等西口民间文艺，而且是因西口的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

商业文明表现在民间自治的经济结构；旅蒙业为纽带的商业运行机制；宽松独特地金融体制；股权分离的激励效应；重义诚实的商道。农业文明表现在因地制宜的经营模式；耕作技术的创新；独特的气象经验积累等。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中的文化特色随处可见，生产产品的民族化；深宅大院的商号；蒙汉文字并用的招牌；蒙汉交融的方言、地名；宗教世俗化；独特地方佳肴和风俗；立栓马桩、油旗杆等民规乡俗等。西口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根由，亦就是“西口文化”产生的背景。

其一，清政府对外开放和对内“优抚”蒙古族。1689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1727年，签订《恰克图界约》。1792年，签订《恰克图市约》，从而开始对俄国贸易，山西商人开始走“东口”“西口”，进行边市贸易。

康熙总结历代对北方民族的经验，拒不修长城，而“布化异族”和“优抚”蒙古民族。从而消除割剧，旅蒙贸易成为可能。

其二，晋陕与西口外地缘相近，历有水旱交通要道，从而可以为“雁行客”。西口外包头等商业城市出现是“西口文化”形成的摧生剂。西口外土默川、河套适合农耕，丰富的煤炭、药材等资源等为“走西口”人谋生的“天堂”。

其三，封建统治者为解决民生而“劳务输出”。清初历代禁止汉族“走西口”务农寄居，然后“抽刀断水水更流”，迫于灾荒和封建剥削而“走西口”的人愈来愈多。从而地方封建统治者亦让“走西口”解决民生。乾隆元年（1736年），延绥镇总兵称：“榆林、神木等处边口，越种蒙田闲套地约三、四千顷，岁得粮计万石。”“边民获粮，蒙古相租，彼此两便。“（《清高宗实录》卷15）乾隆年间，忻州知府窦容邃称：“迩年来，家有余丁多分赴归化（指归化城土默特，即西口外）谋生开荒，春节载耒耜而往，秋收盈橐囊而还。予初至恐其迁徙靡定也，后方得其实，及知人烟辐凑，食指繁多，分其丁壮于口外，实养其老幼于家中也。”（《忻州直隶州志》）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出西巡府岑春煊上奏“以各旗幅员计之，广袤不下三、四千里，若垦十之三、四，当可得田数十万顷，……是利于国也。”（《光绪谕折汇存》）。

其四，是蒙古民族宽厚的文化传统与三晋“言必笃敬”和三秦“不拘先王之典”文化传统所至。从而出现“（本邑）土著之民合伙贸易邑城者甚少，大半皆往归化城。开设生理或寻人之铺以贸易，往往二、三年不归，且有贸易迁居与蒙古人通交结，其利甚厚，故乐于去故乡而适他邑也”（《左云志稿》光绪版）。

西口文明当然离不开乔致庸、王同春等“走西口”的精英和成千上万劳苦大众的艰苦拼搏。

三、蒙古族草原文化和晋陕农耕文化交融的历史过程

蒙古民族草原文化和晋陕农耕文化交融是社会经济发展依从的必然结果，早在明代即如此，“北虏散处漠北，人不耕种，地无他产，虏中锅釜、针线之日用须藉中国铸造。绸缎、绵布之色衣，惟持抢掠。”（《明经世文编》卷317）游牧民族不能离开农耕经济而生存，农耕民族亦需畜牧业支撑。因此，“互市”对蒙古民族生死攸关。“走西口”亦从旅蒙业开始。

蒙古民族接纳“走西口”人有个历史过程，蒙古民族出租“户口地”是“走西口”人的需要，也是蒙古民族生活所迫而至，押租的土地关系反映出蒙古民族的矛盾心里，即想出租土地又怕失去土地所有权。但是“永远为业”逐渐使蒙古民族失去土地所有权。蒙古民族为适应“走西口”人的精神需要，还修建龙王庙。包头南龙王庙就是康熙年间巴氏家族修建的。

“走西口”人到来，一部分蒙古族靠出租户口地为生，一部分干脆由牧民变为农民。蒙汉杂居带来文化交融。“近来蒙古渐染汉民恶习，竞有建造房屋，演听戏曲等事。”（《清会典·藩部》卷979）山西碛口陈家在明末就是当地富户，乾隆末年有一陈家子弟到包头，先当伙计后成了财东，他娶一蒙古女子为妻。后他回到碛口，家族不准他们进祠堂。然而他们从包头回来后自立门户经商，自建祠堂。无疑是承认民族融合的事实。

由于土地押租关系和不平等的民族贸易，带来大量汉民流入，而却带来蒙古民族的贫困和文化传统的破坏。蒙古民族出租户口地，生活所迫将地租逐渐转给债主。包头巴氏家族最后十之八、九地租钱都丧失，土地所有权亦成了幌子，无人认可，茂明安旗从呼伦贝尔大草原迁徒阴山南麓，其祖哈萨尔祭奠堂随部落而来，由于“走西口”人逐年开垦，祭奠堂四次北迁至阴山北麓。

清末民初，西口外蒙古民族已到贫穷极至。1915年，土默特旗总管章岿到北京面见袁世凯，说明土默特蒙古民族生存状况，连袁世凯都面谕：“赴急回任，筹设生计处，与蒙人广筹生计，不可使其颠连困苦，至有失所之情。回任后竭力办理，万不可敷衍失责。”然也只是空话而已。

1923年，包头都格尔扎布参领向土默特旗呈文：“官无俸，兵无饷，惟持户口地亩以为生活。而蒙民习惯，素重游牧，不谙耕稼，其贫乏无力者，率将户口地亩租佃与汉民耕种。幸伊时地广人稀，交通未便，故一般贫蒙谋生尚易。民国以来，京绥铁路依次造成，内地各省人民相率来此，……而无识无知之贫蒙，谋生无术，流离载道。”（《土默特旗文档》）清代包头属土默特旗六甲地，每甲地有150户蒙民。到1937年包头只有蒙古族38户，266人。人口减少，语言、服饰、饮食都发生变化，使蒙古族的文化传统受到严重破坏。

四、西口文化对晋陕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西口外从清代至民国成为晋陕粮、油、盐、碱、木材、药材等的供应地。山西碛口有包头人开的大义篓铺等，油从包头来。光绪末年，碛口世代贩油陈章辉能把包头产的数万斤油都买下。俗语：“碛口街上尽是油，油篓垒起七层楼。水路运来旱路走，三天不驮满街流。”民国初，每年由磴口运往绥远、晋北的盐约300船，药材30余船（每船3万斤）。

西口文化直接影响着晋陕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是通过“雁行客”，春来秋回，将西口文化带回晋陕各地；二是清政府规定商贾只能单身到口外，商家也明文规定商号伙计不准带家眷。复盛公规定：“号内职工连掌柜在内，一律不准携带眷属在包。”包头杂货行义成昌亦规定不准在包头安家，三年准回一次口里。从而年年月月回口里带回西口文化；三是口里人要叶落归根，出号后回老家，发财后亦回老家买房置地，即使死在口外，遗体亦要回老家安葬。“晋陕人多运葬原籍，当地坟墓甚少。”（朱雯齐“绥西政治经济鸟瞰”《西北问题季刊》1934年）包头死人沟、妙法寺灵柩宝地即存放棺木之地；四是船夫、拉脚者、镖局是西口文化的传播者；五是人祸天灾迫使“走西口”人又走回口里。1925年，五原县“实以准军就地筹饷，致使人民不堪，逃往山陕一带。”（《绥远教育季刊》1926年）1929年，固阳大旱十室九空，而山西年景好，人贩子贩上妇女儿童卖到山西。包头一人贩子于安喜，专门从包头把妇女卖到山西忻州、代州、崞县。

西口文化对晋陕社会经济的影响表现在：

其一，促进晋商经营理念的更新。晋商有500多年的历史，从明代“九边”运粮，为内地运盐，晋商逐渐强盛。然而西口外之归化城大盛魁，包头城复盛公创造的西口商业文明远远超过口里的商家，从而“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不愿徙，毋庸议。”（《龚自珍全集》）口外挣钱口里富，没有包头复盛公就没有乔致庸的“汇通天下”。民国初，碛口就有24家“走西口”人又回原籍开的商号。道光初，临县青塘村王居仲，想买一乱石坡建店，要价500两，他没买，后要价为800两，他还没买。而在包头经商的儿子王佩衍回来，远远高于800两买下这乱石坡，三年建成荣光店，专做麻油生意，发了大财，是西口外商经使他发了财。

其二，提升了晋陕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成千上万“走西口”人不怕艰险，走出去创业，形成“树挪死，人挪活”的价值观，只要走出去就能生存。山西一壶关人刘子华随60多岁的父亲从号称“干壶”的晋东南走到包头，学徒，卖水，做小贩，最后开设永发成杂货店。西口文化中众多民间歌谣其突出特点是现实生活写照，如《水刮西包头》《卖老婆》等。走西口人的坚忍不拔精神和蒙古民族的粗放宽厚世代影响着晋陕人，逐渐形成现实主义的人生观。

其三，西口文化形成独特的饮食文化、民间艺术、方言谚语等，都为晋陕人民接受，一曲《走西口》唱响口里和口外，蒙古民族“森吉德当”。在晋陕亦广为流传。蒙古族语言“扁食”（饺子）、“大大”（父亲）等亦为口里百姓世代沿用。

其四，促进了晋陕历史文化的传承。晋陕有几千年的文明史，由于“走西口”人身居口外，更怀念晋陕遗风，“思乡”成了继承晋陕文化传统的思想基础，反而在口外保留着口里的“根”。包头复聚成郭全和在包头发了财安了家，但他仍思念老家祁县张庄，得知张庄元代延寿寺破烂不堪，捐巨资修缮，将“荒烟漫草大失保存古迹之意”的延寿寺修缮一新，“乃人世间一种宗教万不能因世变而湮没也。”（《重建延寿寺碑记》）此举无疑促进了三晋历史文化的传承。

（本文作者系包头医学院历史学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