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第二个结合”构建民族国家精神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 黄力之

我们面对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个既全球化又互相对峙的世界，以保守封闭立民族魂是不可取的，以不设防的开放立民族魂也是不可取的，由此，“第二个结合”成为中国新的选择。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是应对时代的必然选择。

全球化之下国家精神的民族特征依然坚挺 

21世纪第一个二十年结束时的现实是，不同民族国家的利益本来就不可能一致，更由于宗教、意识形态、制度的差异依然存在，逆全球化思潮肆虐，强权主义试图单方面控制世界，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尽管马克思在19世纪超前说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而实际上这种“片面性和局限性”依然坚韧，不断引发程度不一的冲突甚至爆发战争。在处理国际关系事务时，民族国家的利益首先当然需要硬实力的支撑，但是，软实力即民族国家的精神力量依然不可或缺。

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也在寻求自己的国家精神定位。哈佛学者亨廷顿在1990年代提出“文明的冲突”论时，高度注意到了“文化全球化”表象下的本土文化的顽强性，他并不认为流行音乐、可乐、牛仔裤真正完成了文化的统一性改造。他指出，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企图摈弃本国的文化遗产，使自己国家的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这很难成功，这样的国家终而会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具体到美国，他认为，“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同时，“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治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哪里会有立足之地？政治原则对于一个持久的共同体来说只是一个易变的基础。在一个讲求文化的多文明的世界里，美国可能不过是一个正在消失的讲求意识形态的西方世界中残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不合时宜者”。

问题是，美国是移民国家，其白人人口约占60%，非白人人口数量已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小的数字。“9·11”事件后，亨廷顿针对新形势，专门写了一本新书《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来讨论美国的民族国家精神构建问题，他写道：

“即使是最成功的社会，也会在某个时候遇到内部分解和衰落的威胁”，“然而有的社会当生存受到严重挑战时，也能够推迟其衰亡，遏制其解体，办法就是重新振作国民特性意识，振奋国家的目标感以及国民共有的文化价值观”。“美国人应当重新发扬盎格鲁－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因为正是它们三个半世纪以来为这里的人种、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所接受，成为他们自由、团结、实力、繁荣以及作为世界上向善力量道义领导者地位的源泉。”“我强调的是盎格鲁－新教的文化重要，而不是说盎格鲁－新教的人重要。文化而非人种和民族属性。”

在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全球化的乐观氛围下，一些人以为美国是只讲世界性而不讲民族性的，这种认知显然是幼稚的。

崛起的中国需重新进行精神定位 

对中国来说，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国家走上世界舞台，中国有权利发展自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不可阻挡的。中国当然要与一切民族国家友好相处，因而向世界提出释放充分善意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中国也愿意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但是，中国与那些试图阻挡中国发展前进的国家的关系是不可能凭单方面的友好愿望去维持的，中国更不可能听任他人的支配使唤，中国必须自信、自立、自强，否则就会沦为强权国家的附庸。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的自我定位，特别是民族国家精神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认为中国只需要讲世界性的东西，可以听任文化的民族特征的流失，不必有自己的精神世界，那同样也是幼稚的。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是应对时代的必然选择。

但是，我们面对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种真正的“未有”——不是18至20世纪中期的世界（开放与保守的对峙），也不是20世纪末与21世纪前十年的世界（大幅度互相开放的全球化时期），这是一个既全球化又互相对峙的世界，以保守封闭立民族魂是不可取的，以不设防的开放立民族魂也是不可取的，由此，“第二个结合”成为中国新的选择。

“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即“第二个结合”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古今中西之争”是近代以来产生的中国精神构建问题。鸦片战争无情地暴露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这个事实，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有识之士的迫切关注。经历洋务运动、维新变化的有限改革之后，中国人终而认识到必须更新文化观念，重构民族精神。此时，由于西方的器物、制度、理念已经为中国人所见识，于是，在重新构建国家民族精神的过程当中，以古今中西要素的孰重孰轻为内容，形成多种解决模式，总体上是偏激、折衷两大模式，偏激又分为回归传统（以辜鸿铭为代表）与全盘西化（以胡适为代表）两类，折衷模式则以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为代表，这就是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古今中西之争又浮出水面，历史上的模式又被重新叙述一遍，莫衷一是。

今天，如何理解“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判断呢？那就是，中国既走出了20世纪初的迷茫，又走出了1980年代的眼花缭乱，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思想成熟也达到新的高度。思想成熟的标志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第二个结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内含着我们的民族国家精神。

“马中”两要素构建中华民族国家精神

“第二个结合”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在于，它把毛泽东的三要素关系转化为两要素关系。所谓三要素关系即毛泽东1949年批评唯心历史观时所说，西方文化高于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而马克思主义又高于西方文化，而两要素就是“第二个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两要素中没有西的位置，客观上反映了中国崛起以后对西方帝国主义心态与做派的应对，中国已经有条件自信自强，不需要教科书和标准答案，也就不需要事事以西方为标准。

当然，没有西的位置并不意味着就完全不需要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了，恰如毛泽东所批评的——西太后式的反对“洋鬼子”是不对的。存在即合理，不同民族国家的思想文化都是独特的，都自有其长处，这是永远应该承认的文化史事实。近人魏源有一金句“师夷长技以制夷”，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伟大理性精神的开端，其理性精髓在于，他将对“夷”的抵制与对“夷”的长处的承认合为一体，无论与“夷”之关系有多么糟糕，也不能妨碍对“夷”长处的学习，因为恨“夷”而无视“夷”之长处，不去学习借鉴，充其量算是玻璃心自我主义。今天，我们必须在核心利益上坚持中国的东西，对西方的过分要求断然说“不”，但是，我们应该比魏源有更高的境界，只要西方存在明显可见的优势，特别是科学技术上的优势，我们就要去学习，骄傲自大对国家和民族没有任何好处。还应该认识到的是，不要把科学技术当成牛马之“用”，须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来自对18、19世纪自然科学思想的吸收。

此处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尽管两要素中没有西的位置，但马克思主义与“西”存在一种特殊关系——马克思主义来自欧洲，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脱胎于欧洲思想文化，这样，当人们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时，也就承认了马克思主义所内含之西方文化成分——从辩证法来说，马克思主义既是它自身，又是西方思想文化之精华（当然，从更大的眼界来看，马克思主义也是人类一切思想文化之精华，不过，称其为“西方思想文化之精华”更为直接）。如此，即使两要素中没有西的位置，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过滤器，用之过滤西方文化思想观念，借助这个过滤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炼了西方思想文化，如马克思美学观念对古希腊神话和希腊悲剧精神的吸收，对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人性民主自由思想的认同，以至于《哈姆雷特》的幽灵都渗透入《共产党宣言》的审美表达。然后，马克思又以其革命批判精神而深刻洞察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幻性。总之，两要素中，“西”的缺位标示着中国可以对西方话语霸权说“不”；但两要素中“马”的存在，又必然要求容纳和学习所有外来文化包括西方文化之优秀的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地缘文化特征不可忽视。

“第二个结合”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这里需要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其推动力就来自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以工业化为首要内涵的现代化的肯定。19世纪的马克思认为这是世界的未来景象——20世纪以来的世界史已经证明了马克思对历史的穿透力。基于此，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应该得到纠正，中国社会必须继续融入世界现代化的时代潮流，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判断的正确含义。因此，无论怎么去批判和否定西方观念形态，也会由于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化的穿透关系，而保证中国的现代化特质不会改变，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回到秦皇汉武的时代。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英国剑桥学者马丁·雅克在西方世界比较早地意识到，中国不只是作为一个经济体而崛起，同时也作为一个文化体、文明体而崛起，他在2009年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就说，“中国不再认为与西方的关系应该是单向的”，中国“自己的历史文化不仅仅是一笔伟大的财富，而且其中的经验可直接运用于当下。”“中国最有可能实现霸权的领域还是文化。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自信和优越感植根于他们作为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这一点和美国完全不同。中国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后，很可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文化等方面完全改写世界秩序。”中国当然会凭自己的民族国家精神——源于历史传统而后改革创新的民族精神，在世界秩序平台上留下自己的鲜明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