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视野

数字化激活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引爆点

来源:《社会科学报》总第1885期6版 发布:规划评奖部 发布日期:2024-01-17 阅读:296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杨绘荣/副教授 庞 欣/研究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工作。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出台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守正创新,能够有效满足当前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需要,在回应时代命题中焕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活力。

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中凸显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以“文化根脉”“智慧结晶”“精神标识”等概念来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理论,将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随着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提出,它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一是有助于传续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诸多史书典籍、文献资料可利用光学字符加以识别,建立数字化档案和人物传记数据库,并借助于区块链技术将特定的文物资源打造成数字藏品。再有譬如圆明园、舜帝陵等文化遗址亦可借助数字化手段进行拼接修复、虚构重现,实现对它们的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

二是有助于强化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标识。数字全景影像、数字孪生等技术为文创品牌赋能,诸如数字故宫、长征红品等文化品牌工程的开展以及老子祭典、二十四节气等传统文化超级IP的打造,皆采用趣味性、立体化的方式传承着中华文化元素,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价值意涵。

三是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随着元宇宙、赛博空间等数字空间的兴起,以5G、AI、XR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为国民带来“感知即交互”的文化体验,国民在这种生动立体、真实可感的公共文化空间中通过身体在场实现对所属共同体记忆的承继,积极推动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

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呈现鲜明的互构性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出鲜明的互构性。一方面,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部署。一是数智赋能中华文化的全景呈现。现如今我国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文化服务虚拟场所和场景,形成数字博物馆、数字图书馆、电子报刊、电子书籍等文化新业态,文化体验更加注重运用360度全景呈现技术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从而有利于加深受众的空间沉浸式体验。二是数字技术助力构建中华“大文化”格局。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充分利用国家文化专网,致力于文化资源的系统整合、优化并建立“中华文化数据库”,同时依托国家文化大数据中心等“大平台”的“文化新基建”,打破“小文化”的行业割据格局限制。另一方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内在要求。一是数字化传承可以塑造国民基于文化的身份认同。被共同接受和认同的文化符号通过数字化、场景化的诠释表达,能够让受众与环境产生深度融合,并通过感官刺激产生联觉感知的心理活动,将视觉、听觉、触觉等直接作用于受众心理,构建交互式文化体验,进而调动公共记忆以增强国民身份认同。二是数字化传承可以丰富中华文化底蕴的当代表达。从北京奥运开幕式二十四节气的滚动画面,再到近几年《山海经》《封神演义》等基于中华文化经典著作创作的大IP项目,都是将从文化遗产衍生而来的要素用新型融媒体叙事方式加以表达,从而将文化资源植入到新业态数字世界,连接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

增大传播力度与辐射范围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市场化进程加快,然而在传承过程中面临着文化要素分散、投资力度小、数字利用效率低、难以统筹调配生产要素等问题。为此,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嵌入数字化资源库建设中,借助科技方式解析传统文化,增大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度与辐射范围。

首先,要实现文化数据全生命周期可溯源。各行政区域应依托大数据技术手段,对辖区内的资源展开制度化、动态化管理,按照统一编码规范,赋予每个文化主体全国永久唯一的数字编码。此外,还应萃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加以分门别类地标注,建立文物实物、藏品档案、电子信息关联一体的“文物身份证”编码系统和数据管理系统,为中华文化遗产的内容再生产创作和文化强国的建设提供素材支撑。

其次,应打造文化数据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是传承中华文化的物理载体和地基,需不断夯实有线电视网络、5G网络和国家文化专网,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中心、区域文化数据服务中心、省域文化数据服务中心和文化计算体系,畅通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各环节。同时,还需兴办“数据超市”,调动各级各类文化机构进行文化信息交易,避免因“数据孤岛”导致数据供求脱节,从而有效盘活我国的优秀文化库存资源。

再次,需拓宽文化数字化体验新场景。相关主体要搭建数字化场景,将历史文化与现代社会融合互嵌,让参与者打破时空限制,如2022年故宫博物馆发布“紫禁城365”APP,不断深入探索中华文化“数字化内容+场景+体验”多维融合的新形式。除此之外,亦需借助国家文化体验场景,如文化体验园、文化体验馆和文化体验厅等,通过虚拟与实体、线上与线下的动态联动,构建独具特色的文化消费场景“虚实共振”的发展模式。

最后,应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文化数据中心。政府要引导各基层文化机构及多方社会力量,积极建设“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社会机构指导”的文化数字化协同制度和多元共生生态的文化数据中心,基于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多样化的公众需求,对文化资源分配进行全方位的引导和管理,助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文化惠民工程的实施,创造全新的文化场景、文化业态。

总体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巨大的转换势能及可待激活的引爆点,应数字时代而生的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技术支撑。“互联网+文化”是展示中华审美风范的重要途径和新时代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举措,它凭借其技术传播优势,既能强化中华儿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与深刻性,更有助于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本文系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政治象征与新时代国家能力建设研究”(23BZZ007)阶段性成果]